行至新泽西州一片荒郊沼泽地，肯尼让赫舍停车，他兴奋地和娴泰叽里呱啦地讲了一阵，然后用不太流利的西班牙语对赫舍说：“在这儿扔尸体倒挺不错的。”

到了纽约，他们先住进离苏尔曼大厦不远的圣雷金斯酒店。附近的居民和店主们还记得，总看见肯尼一天到晚在周围的街区转悠，还看见他和娴泰经常出入于高级餐馆。

6月14日，肯尼用墨尼·盖林的名字搬入苏尔曼大厦的1b房间。伊琳·苏尔曼的感觉没错，他一直在监视跟踪老太太，还在笔记中详细记下伊琳每天的生活规律，何时起床，何时午睡，何时到何地散步，和什么人通过电话，特别是，和谁提到过他，等等。

6月0日，肯尼化名安东尼·温，打电话给会计师兼公证员唐·奥其，说他需要公证一份文件，想出高价请唐跟他走一趟。还说是一位旅馆经理向他推荐的唐，约唐先到那家旅馆的前厅碰头。肯尼的目的实际上是要先观察一下，看唐·奥其是不是一个人赴约。肯尼从旅馆把唐带到苏尔曼大厦的1b房间，昏暗的灯光下，唐看见一位红棕色头发的老妇人坐在床上，她穿戴着睡衣睡帽，鼻梁上架一副红框眼镜。肯尼向他介绍说这就是本楼的业主苏尔曼夫人。唐觉得她看上去比文件上写的8岁要年轻得多。

要公证的文件是一份房产转让契约。业主伊琳·苏尔曼将这栋至少值400万美元的公寓楼作价9万转让给大西洋有限集团公司。这是娴泰“交换”计划的一部分，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娴泰接下来应该再起草一份弃权契约，由大西洋集团公司将桑塔马利亚产业转让给伊琳·苏尔曼。9万美元实际上是两者的差价。

转让契约上伊琳·苏尔曼的名字已经签好了。唐·奥其要娴泰装扮的“伊琳”重新签字，他解释说他必须亲眼目睹签字方可盖章。娴泰犹豫了，说她还得再考虑一下。唐·奥其后来告诉警方：“她没有任何证明身份的证件。她说她的驾驶执照和护照都丢了。”唐无法确认乔装打扮的“伊琳”是否就是娴泰，但他肯定肯尼就是那位“温先生”。

第二天，娴泰冒名伊琳·苏尔曼打电话给另一位公证员诺莉·斯韦尼，请她到苏尔曼大厦的1b房间做公证。诺莉一进门就被那些精美的家具摆设和豪华的气派所吸引，她后来承认，她并没有注意到“伊琳”是否真的签了字。但是她记得那位拥着绒毯坐在床上的老太太的眼睛是黑色的，和娴泰一样。而真正的伊琳·苏尔曼却有一双棕栗色的眼睛。

在接下来的两天里，娴泰一边打电话让思坦利·帕得逊来纽约，一边给肯尼开了一张购物单，其中列有注射器、医用手套、黑色超厚垃圾袋、一卷绳子、一条浴室用塑料布帘等等。

和许多犯罪分子偏爱节假日一样，娴泰和肯尼把作案时间也挑在独立节后的星期天。只是万没想到，他们也在这一天阴差阳错地永远失去了自由。

1998年7月5日，娴泰和肯尼在纽约被捕时，警方只向他们出示了犹他州的通缉令。不过两位凯梅斯的律师们却不以为联邦调查局和纽约警署这次规模不算小的联合行动，仅是为了一张1万多美元的支票。娴泰估计自己大概一时半会儿出不去，但肯尼唯一的前科，就是一年前在佛罗里达的那宗结伙抢劫案。于是在被收监的第一个晚上，娴泰用她在狱中能找到的唯一的纸——卫生卷纸——给肯尼写了一张字条。她将条子随身带着，伺机交给儿子。

自从7月7日凌晨那通电话把两起各牵涉到一条人命的案子合二为一后，警方花了整整一天的工夫，试图从娴泰和肯尼的嘴里掏出伊琳·苏尔曼的下落。初次交锋使老辣的侦探们明白了这对母子有多难对付，无论他们如何软硬兼施都无法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娴泰对几乎所有问题的回答都是“我不能回答这个问题”，或“我现在无法提供答案”。警方估计伊琳也许还活着，只是被绑架到了什么地方。他们想方设法企图打动娴泰、肯尼的恻隐之心，帮助救出老太太，没想到这两个铁石心肠的家伙根本就无动于衷。

那天办案人员唯一的收获，就是截获了娴泰准备交给肯尼的那张手纸条。其实这在当时还算不上什么收获，因为条子上那些密码式的缩写和暗语使警方根本不知其所云。办案人员花了两周的时间才把那段短信息“破译”出来。比如is(意即“是”)这个最简单常用的英语单词之一，在娴泰和肯尼之间代表伊琳·苏尔曼(irenesilveran)两个词头字母的组合，即缩写。娴泰以为肯尼很快就会出狱，她在字条上关照儿子说，切不可泄漏有关苏尔曼大厦的天机；林肯车里的棕色提箱里有万美元的现金，把东西取走后再向警方报警说车被偷了；要提防被人跟踪；重要的文件要收藏好或交律师保管等等。和手纸条夹在一起的还有一张小纸片，上面写着“paza480”。

娴泰没有想到的是，林肯车已经到了警方手中。当天下午，法院的搜查令一经签发，犯罪现场处的警官埃德·瓦拉斯就开始彻底搜查林肯。他前后花了整整小时，其工作之细致，连车里的一只死蛾子都列上了报告的清单。堆放在车后座的重要